容闳:中国近代化的卓越先驱

　[摘　要]　容闳是中国留学美国的第一个大学毕业生。“以西方之学术,灌输于中国,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”,是容闳毕生的追求。从率领幼童留美,完成“中华创始之举”,为社会转型提供一批栋梁之材;到引入“制器之器”,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从国外引进成套先进设备,为近代机器制造业奠基;再到同情太平天国起义,参预戊戌变法维新,促进辛亥革命,走在社会政治变革的前沿———容闳的认识与实践,表明他一生追求光明,与时俱进,无愧为中国近代化的卓越先驱。
[关键词]　容闳　留学教育　政治变革　中国近代化
[中图分类号]　K256　[文献标识码]　A　[文章编号]　0257 0289(2005)05 0046 007犹如山间高耸的峰峦,时而虽被云遮雾障,但终究会显露其真容一样,历史上先驱者的丰碑,也往往会被遗忘或扭曲,然有朝一日,终将恢复其本来面目而受到应有的评价和敬仰。怀抱赤子之心,力图“以西方之学术,灌输于中国,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”①的容闳②,就是这样一座矗立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由隐而显的先驱者的丰碑。
破冰之旅:中国留学教育之父
综览一个半世纪以来,中国社会由封闭走向开放、由农业走向工业、由专制走向共和、由中世纪
走向现代化的转型过程,人们不难发现,留学生是一支队伍虽小,但却幅射广、效益高、影响大的极
为重要的社会力量。学成归国的留学生,就其总体和主流而言,不仅是晚清以来中国向西方学习的
排头兵,而且在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文化、思想、教育、科技、移风易俗等各个领域,充当了谋求现代化和推动社会变革的先锋。饮水思源,人们不能不对1854年从美国耶鲁大学毕业的第一个中国留学生,对终身致力于派遣留学生计划并于1872年率领第一批幼童赴美留学,完成“中华创始之举”和
“古来未有之事”[1—p90]的容闳,产生莫大的崇敬之心和由衷的缅怀之情。
早在1854年大学毕业前夕,容闳已把“将来应行之事,规画大略于胸中”[2—p23]。他认定,“我决
46心要做的事就是:中国的年轻一代应当享受与我同样的教育利益;… …此目标犹如一颗明星,时刻
指明我前进的方向。”“不管有多少艰难坎坷,也不管人生的浮沉盛衰,我都对自己的奋斗目标忠贞
不渝”[3]。虽然,最早奏请清政府向西方国家选派留学生的人并非容闳;但顺应时代需求,具体创
议、亲手经办并促成此事的,首功当推容闳。无怪乎,人们尊称容闳为中国留学教育之父。
1863年(同治二年),拣选知县桂文灿向清廷奏陈:“闻日本近遣幼童分往俄美两国,学习制造
船炮、铅药及一切军器之法,期以十年而回。此事如确,日本必强,有明倭患,可为预虑。学习制造
船炮等法,我国家亦宜行之。”对此,总理衙门总领大臣奕表示赞同,但又以为“此项人员,急切实
难其选”,因而“尚未尽合机宜”[4]。1865年3月,奕就派遣旗兵赴外国学习军器制造一事,密商
于李鸿章。5月,李回函说,派人出国留学,“以理与势观之,亦为将来必有之举,鸿章盖尝默存此见
而未敢倡为是论。”[5]可见,当时的朝廷重臣与封疆大吏奕、李鸿章等,也意识到派人出国留学乃
“将来必有之举”。正是这个背景和伏因,为容闳成就其留学教育计划准备了必要条件。
慑于西方坚船利炮的威胁,出于了解列强和御侮图强的愿望,1866年3月,总理衙门奏派知县
斌椿率领第一个出国考察团,随英人赫德“赴泰西游历”;次年,又派志刚、孙家随蒲安臣使团出访
欧美。两批考察的共同结论,可于曾国藩、李鸿章的联名奏折《奏选派幼童赴美肄业酌议章程折》中
见及:西学“如舆图、算法、步天、测海、造船、制器等事,无一不与用兵相表里。凡游学他邦得有长技者,归即延入书院,分科传授,精益求精,其于军政、船政直视为身心性命之学。”有鉴于此,曾李奏议,中国应“仿效其意而精通其法”,“选聪颖幼童,送赴泰西各国书院学习军政、船政、步算、制造诸学,约计十余年业成而归,使西人擅长之技,中国皆能谙悉,然后可以渐图自强”[1—p87、86]
当机会逐渐降临之时,容闳及时采取了行动。1868年,经老友江苏巡抚丁日昌之手,容闳向总
理衙门大臣文祥转递了自已的四则条陈。内中,最核心的也是容闳“望其必成”的是第二条:“政府
宜派颖秀青年,送之出洋留学,以为国家储蓄人材。派遣之法,初次可先定120名学额以试行之。
此120人中,又分为四批,按年递派,每年派送30人。留学期限定为15年。学生年龄,须以12岁至
14岁为度。视第一、第二批学生出洋留学著有成效,则以后即永定为例,每年派出此数。”[2—p86～87]在容闳心目中,千方百计完成派遣留学生的计划,“这是我对中国的永恒热爱的表现,也是我认为改革和复兴中国的最为切实可行的办法。”[2—自序]
好事多磨,容闳的留学计划因文祥“丁忧”而暂时搁浅,但却因丁日昌的热心推荐和容闳留美的
特殊经历、经办洋务的有胆有识,而备受曾国藩、李鸿章关注。1870年6月(同治九年五月)爆发的
“天津教案”,使中国蒙受极大羞辱,然而“夷夏之防”的难以为继,又从反面推进了中国人走出国门
的步伐。同年,曾国藩、李鸿章、丁日昌等四人联衔上奏,请准选派聪颖子弟出洋留学。1871年初
春①,清廷采纳奏折,朱批“着照所请”。“至此予之教育计划,方成为确有之事实,将于中国二千年
历史中,特开新纪元矣。”[2—p91]
“公元1872年8月11日,农历七月初八。这批年龄在9岁到15岁的少年,在上海登船出发,目
的港是旧金山。从1872年到1875年,大清王朝先后派出四批共120名官费留学生,远涉重洋,踏上
美国的土地。”“他们中的50多人,曾进入哈佛大学、耶鲁大学、哥伦比亚大学、麻省理工学院等美国著名学府。”[6]一向以拥有四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自傲,“纵横四顾,常觉有上天下地唯我独尊之
概”[7]的中国,记忆中仅有日本及周边邻邦“师唐”之荣耀,如今却在遭逢千古未遇之奇变后不得不
放下架子,派聪颖幼童出洋留学,以冀借“师夷”“徐图自强”。坚冰终于打破!作为留学教育的开路
先锋,容闳神往的前景是,通过政府有计划地向西方派遣留学生,“将使此老大帝国变成充满生机和
活力的新中国”[3—p162]。47
①曾国藩奏折照准时间,容闳《西学东渐记》第91页记为“1870年冬”。但据石霓译注的《容闳自传》第179页考证,应为
“1871年初春”。后者比较准确。如果说,从19世纪60年代起,留学教育已是躁动于“自强新政”母腹中的胎儿,那么,容闳便是
他的催生婆。1927年,舒新城先生写的《近代中国留学史》,十分中肯地评价说:“无容闳,虽不能一
定说无留学,即有,也不会如斯之早… …故欲述留学之渊源,不可不先知容闳。”[8]
教育救国的先行者与大贡献
“教育救国”论是近代中国特殊背景下出现的一种社会思潮,是民族危机和忧患意识的共同产
物。在放眼世界、中西比较的深层思考中,在探究中国积贫积弱、落后挨打的原因何在时,一批先进
的知识分子意识到,中西文明之间的巨大落差,是中国民族危机的真正根源,而弥补这种落差的最
好方式莫过于教育;只有通过发展教育,将西方文明融变为中华民族的新文明,才能从根本上纾解
民族危机。于是,“教育救国”论应运而生。
从纵向考察,林则徐、魏源“师夷之长技以制夷”的主张,是近代中国“教育救国”论的滥觞。冯
桂芬“采西学”、“制洋器”的呼喊,是希望通过发展教育与科技,使中国得以“久安长治”、“雄长瀛
寰”。清政府兴办的洋务教育,则是“师夷制夷”论不成功的尝试。透过惊心动魄的民族危机,人们
逐渐意识到了更深刻的教育危机。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,中国有识之士尖锐地指出:传统教育与
科举制度“无用无实”,人才危机才是中国积贫积弱的根本原因。他们决心以西方近代学校教育与
科学技术为参照系,从废除科举与改革学制入手,推动中国的教育改革,加快中国争取独立、富强的
前进步伐。1881年,钟天纬即已强调:“夫治国全在人才,求才须由学术。”[9—p65]“中西学问消长之
机,亦即国势盛衰强弱之所由判。”[9—p68]90年代初,郑观应更将近代“教育救国”论推向极致,他透
辟地指出:“教育为立国之本,国运之盛衰系之,国步之消长视之。”[10]
值得注意的是,远在大洋彼岸新大陆留学的容闳,虽在出国八年(1847—1854)期间,接受了系
统的西方教育,取得了耶鲁大学文学士的毕业文凭,但是,他的“爱国精神和对同胞的热爱都不曾衰
减;正好相反,这些都由于同情心而更加强了”[2—自序]。中西文明的反差,国力强弱的对比,“知识就
是力量”的信念,促使容闳在大学时代便立志教育救国,“以西方之学术,灌输于中国,使中国日趋于
文明富强之境”,并于毕业前夕萌发了由政府派遣留学生的教育计划。1854—1872年间,容闳全身
心地倾注于教育计划的设计与实施,认为只有这样做,才是“改革和复兴中国的最为切实可行的办
法”。
从上可见,由于身处异邦他乡,且未有相关论著(尤其中文著述)问世,因而容闳并非中国近代
“教育救国”论的始作俑者和传播者,他的历史定位应该是:不仅开了近代“教育救国”思潮的先河,
更是近代“教育救国”论最有成效的实干家。就教育和培养人才的角度分析,容闳对中国近代化所
作的开创性的重大贡献,永垂青史而不朽。留美幼童归国后在各方面取得的成就,便是有力的佐
证。
留美幼童抵达新大陆后,分散入住当地民家。在语言和学业迅速进步的同时,美国的自由民主
思想、风尚习俗和宗教信仰也改变了幼童的精神面貌。他们之中,有的脱下长袍马褂穿上西装,有
的跟着房东上教堂进而信奉基督教,更有剪去辫子不愿再向留学生监督行跪拜礼的。出于东西文
化的巨大差异和顽固势力的卫道心态,留学生监督吴子登处处吹毛求疵并向朝廷密告:“此等学生,
若更令其久居美国,必致全失其爱国之心,他日纵能学成回国,非特无益于国家,亦且有害于社会”。
为此,他建议“从速解散留学事务所,撤回留美学生”,而且“能早一日施行,即国家早获一日之
福。”[2—p104]
1881年,120名留美幼童除因病客死异域、因故提前遣回和少数抗命不归者外,全体94名被勒
令于8月8日、23日和9月27日,分三批从美国乘船返回中国。这批撤回的留美幼童,除詹天佑、
欧阳庚2人刚从耶鲁大学毕业外,其他都分布在美国东部各大专院校,有的还只是高中生。那么,
被朝廷视为“异类”,打入“另册”的留美学生,归国后是否“无益于国家”“有害于社会”呢?事实做了
48反证。
据高宗鲁教授统计,这批归国学生后来分布的职业和岗位是:
国务总理1人外交部长1人侍郎1人公使2人
外交官员11人大学校长2人教师1人铁路局长6人
铁路官员14人电报局长4人电报官员6人海军将官4人
海军舰长4人海军军医3人海军军官8人转入商界8人
工矿产业7人兵器工厂2人报业1人海关1人
政府公职7人律师1人①
　　他们之中,“有赫赫政界人士,也有为国捐躯的海军军官。有的功成名就,也有的在中国铁路及
电报局默默无闻地奉献了一生。”[11]其佼佼者如:民国首任国务总理唐绍仪;著名铁路工程师、中
华工程师会首任会长詹天佑;清末外务大臣梁敦彦;首任驻美公使、交涉退还“庚款”的梁诚;首任清
华学校(清华大学前身)校长唐国安;北洋大学校长蔡绍荃;参加中日甲午海战,民国初年升任海军
高级将领的蔡廷干、徐振鹏、曹嘉祥、吴应科;全国电政总局局长周万鹏;开滦煤矿工程师吴仰曾;民
初驻英公使刘玉麟;著名律师张仁康等。有的留美学生在中法战争七星塔战役中壮烈牺牲,如杨兆
楠、黄季良、薛有福、邝咏钟;有的则在中日黄海大战中以身殉国,如致远舰大副陈金揆。显然,在
19世纪末20世纪初,留美归国学生在中国向西方学习和加快近代化的历史进程中,做出了大贡
献,发挥了难以替代的排头兵和推进器作用。“他们促进中国的富强进步,而且使中国跻身世界友
邦之中。”[12]———一位留美学生的评价,可谓恰如其分。
引入“制器之器”,为近代工业奠基
在中国社会由传统向近代转型过程中,曾国藩(1811—1872年)是一个地位特殊并在史学界引
发激烈争辩的人物。他以卫道者名世,却又超越了传统;他竭力保守旧物,却又引入了西方科技;他
是旧营垒的“中兴名臣”,却又以新思考和“自强新政”挖了旧墙脚。而在激发曾国藩产生新因子、新
元素的过程中,容闳无疑是其新旧更替的触媒和催化剂。派出留美幼童之事,已见上文;引入“制器
之器”,也离不开容闳在建言和运作两方面的贡献。
曾国藩在湘军和太平军的对阵中,已经见识过“西洋落地开花炮”的厉害。1860年12月19日
(咸丰十年十一月初八),他在《遵旨复奏借俄兵助剿发逆并代运南漕折》中提出:“目前资夷力以助
剿济运,得纾一时之忧。将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,尤可期永远之利。”[13—p1292]这是洋务派也是曾国
藩最早提出的,学习外国科学技术、兴办近代军事工业的主张。1861年,他又在奏折中强调:“购获
外洋船炮,则为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”。并打算“购成之后,访募覃思之士,智巧之匠,始而演习,继
而试造”[13—p1603]。为此,他在攻下安庆后当即创办安庆内军械所,召集徐寿、华蘅芳等一时之选,不
假西人,用手工试造船炮,跨出了国人接纳西方科技的可贵的一步。然而两年下来,尚无一艘轮船
下水,所制山炮不甚合式,演放炸弹未落地已先开花,致使曾国藩萌生建立“西式机器厂”之意。
1863年8月,经李善兰等人推荐,曾国藩在安庆召见了容闳。当曾问及:“若以为今日欲为中
国谋最有益最重要之事业,当从何处着手”时,容闳胸有成竹地回答说:“予所注意之机器厂,非专为
制造枪炮者,乃能造成制枪炮之各种机械者也。”“应先立一母厂,再由母厂以造出其他各种机器
厂。”“简言之,即此厂当有制造机器之机器,以立一切制造厂之基础也。”就是说,要造工作母机,由
抓机械制造厂入手,建立基础工业。“由此根本机器,即可用以制造枪炮、农具、钟表及其他种种有
机械之物。”[2—p75～76]这个建议,超越了原先被洋务官员普遍认同的“制器”层面,而突入“觅制器之
器”的新境界,深受曾国藩赞许。随即,曾国藩手书日记(同治二年十月二十三日,1863年12月5
49
①此外,留美幼童中在美去世4人,不详4人,早年去世13人,在美工程师1人,美驻华使馆2人。日)中便出现了“制器之器”的新词汇;尔后,更引发洋务派的共识:“中国欲自强,则莫如学习外国利
器;欲学习外国利器,则莫如觅制器之器。”[14]
两个星期后,容闳被曾国藩委以全权,领银68000两,于1863年12月离沪出洋,采购“制器之
器”。1865年夏,容闳从美国马萨诸塞州普特南公司购办的一百几十台配套齐全、功能先进的工作
母机运回上海,装备了江南制造局(今上海江南造船厂前身)。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从国外引入
成套先进设备而建立的基础工业,对中国工业化的启动发挥了先锋和示范作用。对此,曾国藩“极
为嘉许”并“专折请奖”,称赞容闳“历途万里,为时经年,备历艰辛,不负委托”,拟请特授五品实官,
“以候补同知,指省江苏,尽先补用,以示优异,而励有功。”[2—p84]
更有进者,1867年当曾国藩视察江南制造局各项先进设备时,容闳“知其于机器为创见,因导
其历观由美购回各物,并试验自行运动之机,明示以应用之方法。文正见之大乐。予遂趁此机会,
复劝其于厂旁立一兵工学校,招中国学生肄业其中,授以机器工程上之理论与实验,以期中国将来
不必需用外国机械及外国工程师。文正极赞许,不久遂得实行。”容闳之所以在中国最早提出建立
职业学校的倡议,是因为在他看来,只要拥有自己培养的科技人才,具有独立自主的机械制造工业,
那么,“以中国原料之廉,人工之贱,将来自造之机器,比较购之欧美者价廉多矣。”[2—p85、75]这个预
言,已被今日中国在不少产品中成为“行业龙头”和“世界工厂”的事实所验证。一百多年前,容闳即
有如此培养科技人才、掌握先进技术的真知灼见,可知其目光之远大,思虑之深邃!
从参预变法维新到促进辛亥革命
容闳是一位跨世纪的长寿老人。求学时期受西方教育民主科学的薰陶,基督教人道博爱的启
导,欧美各国文明富强的感召,以及童年时代的贫困生涯,对中华传统美德的继承,对清政府残酷屠
杀人民和官场腐败的愤懑,在容闳头脑中构成两个世界的强烈反差。痛恨黑暗、向往光明的坚定理
念,驱动容闳一辈子与时俱进,走在社会变革和政治近代化的前沿。
踏上祖国的大地,容闳在1855年夏天便目睹了两广总督叶名琛疯狂屠杀天地会起义民众
75000人的血腥罪行,刑场“流血成渠,道旁无首之尸纵横遍地”。容闳回家后,“食不下咽,寝不安
枕”,“愤懑之极,乃深恶满人之无状,而许太平天国之举动为正当。”[2—p30、31]1860年11月,容闳偕同
两名美国传教士和一名中国友人,前往南京访察太平天国。在和干王洪仁见面后,容闳向太平天
国提出了七条改革建议:“一、按照科学原则组建军队。二、创办武备学堂以培养有才干的军官。
三、创办水师学堂以培养海军。四、组织文官政府,由有才智有经验的人担任各个行政部门的顾问。
五、建立银行体系,厘定度量衡标准。六、为国民建立各级学校教育体系,把《圣经》作为教科书之
一。七、建立一整套实业学校体系。”[3—p101]这些建议,是继洪仁《资政新篇》后,向太平天国政权
提出的从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文化教育上全面发展资本主义的治国方略。建议虽有不当之处(如将
《圣经》列为教科书),但总体而言,其历史进步性与开创性不言而喻。
在逐渐蜕变的后期太平天国政权,容闳的七项改革建议当然不可能付诸实施。然而,容闳同情
农民起义,认为“当时即无洪秀全,中国亦必不能免于革命”;且将革命的起因,归结为“恶根实种于
满洲政府之政治,最大之真因为行政机关之腐败,政以贿成。”[2—p61]确实切中要害。
容闳投身自强新政,推动中国近代化的历史进程,其大端已见上文,此处不另赘述。
甲午战败,石破天惊。随着瓜分狂潮的迫在眉睫,容闳积极参预戊戌维新,认为光绪皇帝“颇思
革新庶政”,有一番“励精图治之决心”。1898年,容闳在北京结识比他小30岁和45岁的康有为、梁
启超。康梁以师礼尊容闳,容对晚辈的新政奏议表示认同,并参加了保国会的第一次集会。此后,
容闳寓所成了维新志士经常聚会的地方。是年9月,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,光绪皇帝被废,“新
政”烟消云散,六君子被杀,康梁被迫逃亡,容闳“以素表同情于维新党,寓所又有会议场之目,故亦
犯隐匿党人之嫌,不得不迁徙以逃生”[2—p122],先避居上海租界,后经日本迁居香港。
50百日维新虽然夭折,但容闳对中国的政治革新和光明前途并未失去信心。1900年,义和团反
帝风暴席卷京畿。与传统士大夫痛斥“拳匪”祸乱不同,容闳对义和团正面给予肯定,他说:“民无气
则死,民有气则动。动为生气,从此中国可免瓜分之局。纳民气于正轨,此中国少年之责
也。”[15—p99]八国联军猖狂入侵,慈禧仓皇出逃西安。抓住有利时机,维新志士唐才常、林圭、秦力山
等,准备在长江一带发动自立军起事。7月26日,唐才常拟用国会名义,号召国人奋起自救,在上
海张园召集维新志士80余人开会。会议选举德高望重的容闳为正会长(42票)、严复为副会长(15
票)。“容公向大众宣讲宗旨,声如洪钟,在会人意气奋发,鼓掌雷动。”[16]接着,容闳亲自起草了英
文的对外宣言,送交驻上海的英国总领事馆。宣言表明,中国国会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以英国政府
为模式的“立宪政府”;办法是“联合列强,废黜慈禧太后及其老朽顽固派和反动派同僚,恢复维新改
良代表人物光绪皇帝的权力”[17]。此时,容闳的政治观依旧倾向于君主立宪制。
值得注意的是,1899年容闳在迁居香港时期已与兴中会会员、爱国华侨谢缵泰交谊甚笃,并在
与谢的倾心交谈中,开始了解孙中山的革命事业。更巧的是,1900年9月1日,容闳在由上海去日
本的“神户丸”上和孙中山不期而遇。两位香山老乡彻夜长谈,相见恨晚,容闳对立志推翻清廷、追
求民主共和的孙中山印象深刻,认为“其人宽广诚明有大志,予勖以华盛顿、弗兰克林之心
志。”[15—p100]孙中山则推崇容闳为富有新思想、热心中国改革的“老前辈”。由此,两位先行者相交
相知,互相支持。原先,容闳曾期待兴中会、保皇会和其他力量能联合起来,以武装起义推翻清王
朝。但在1908年7月给谢缵泰的信中,他已抨击保皇会的政治主张,揭露康有为将华侨捐款中饱
私囊,“并非一安全可信赖之维新人物”[18—p320];而对孙中山则赞誉有加,认为他很重实际,反清计
划一定可以实现。从此,容闳与康梁决裂,走上推翻清帝的民主革命道路。
1902年,容闳74岁时由香港赴美国定居。老骥伏枥,志在千里,烈士暮年,壮心未已。在生命
的最后十年,容闳为促进中国革命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。除对华侨和美国进步人士进行宣传鼓动,
揭露康梁和保皇会的伪善面目,号召人们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斗争之外,还积极筹募经费,制订详细
计划,为发动武装起义做准备。1908年12月1日,容闳写信给美国友人、军事学家荷马李,要求他
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事业。次年12月,孙中山应容闳邀请到达纽约。这是他们相隔九年之后的第二
次见面。容闳提出了一个名叫“红龙中国”的计划,准备募集500万美元、10万支枪和1亿发子弹,
举行武装起义,推翻清朝统治,给了孙中山以巨大鼓舞[19—p72]。这个计划虽因贷款未成而没能实
现,但却透现了容闳以80高龄仍为民主革命鞠躬尽瘁的赤子之心。
武昌起义,全国响应,清王朝皇冠落地。容闳得知消息后兴奋不已,他在一封信中,希望全体革
命者“为解除人民的疾苦,去争取自由和独立”,“呼唤共和国的到来”。他特别提醒革命党人,不要
屈服于大阴谋家袁世凯的压力,不能让那些政治两面派操纵中国的未来。最后,容闳在信中呼吁,
全体革命者“应当彼此团结得比亲兄弟还要紧密”,为“建立一个模范共和国”而努力奋
斗[19—p79～80]。1911年12月29日,孙中山成功地当选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。容闳大感欣慰,写信给
谢缵泰,要求谢前往南京参加孙中山就职典礼时,“千万替我向他致以衷心的祝贺。请你告诉他,我
的健康情况逐渐好转,或许会到中国来,参观参观这个新共和国。”容闳赞颂孙中山“为中国和中国
人奋斗了22年之久”,共和国缔造者的名字,将“铭记于人们的心中,当受到人们的纪念”[18—p326]。
1912年1月1日,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。随后,他就给自己非常尊重的“老同志”
容闳寄上一幅照片,发了一份邀请函。函中以求贤若渴的挚诚提出:“民国建设,在在需才。素仰盛
名,播震环宇,加以才智学识,达练过人,用敢奋极欢迎,恳请先生归国,而在此中华民国创立一完全
之政府,以巩固我幼稚之共和。倘俯允所请,则他日吾人得享自由平等之幸福,悉自先生所赐
矣。”[20]遗憾的是,接到孙中山来函时,容闳已因中风而不能行动,无法再回国效劳;但在弥留之际,
仍将接力棒传给毕业于耶鲁大学的两个儿子,叮嘱他们代替老父“回报祖国”。容闳热爱祖国的拳
拳之心,感人至深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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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12年4月21日,容闳在美国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市逝世,享年84年。他被安葬在西郊雪松
山公墓。容闳的好友特韦契耳牧师,1878年就曾以赞美诗般的语言,未盖棺而先论定,颂扬容闳具
有“对祖国最强烈的爱国愿望———因为他从头到脚,身上每一根神经纤维都是爱国的。他热爱中
国,信赖中国,确信中国会有灿烂的前程,配得上它的壮丽的山河和伟大的历史”[2—代跋p15]。从领航
“破冰之旅”,立志教育救国,引入“制器之器”,到同情太平起义,参预变法维新,促进辛亥革命,容闳
以他一生与时俱进的光辉实践,实实在在地证明,特韦契耳的评价经得起严格的历史检验。
容闳无愧为中国近代化的卓越先驱,炎黄子孙将永远敬仰这座丰碑!
[参　考　文　献]